前言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高丽后期编撰的汉语会话书。著者不详，著作年代经研究可以确认为是14世纪中期。《朴通事》的内容反映了该著作的上限，一是有关高丽僧人步虚在永宁寺说法的内容；二是有关丙辰年生的“老曹”在三十七岁时壬辰年去世的内容。高丽僧人步虚指高丽末的名僧太古普愚，他在大都永宁寺说法是在1348年。而“老曹”去世的壬辰年，应为1352年。通过对话中涉及的刑罚、风俗及建筑物的名称等，也可以看出讲的是元代的事情。
有关《老乞大》的著作年代，有人认为和《朴通事》的著作年代差不多，也有人认为是元灭亡以后高丽灭亡以前的著作。不过最近发现了和著作年代相同的版本，里边包括元首都大都的名称、城门名称，以及用元的纸币宝钞来买卖商品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老乞大》的著作年代和《朴通事》差不多。
14世纪中期完成的这两本会话书，成为其后的朝鲜时代（1392年-1910年）司译院译官们使用的核心教材，说明它们具有很高的实用性。不仅如此，这两本会话书反映了语言的变化过程，在朝鲜后期几经修改，在韩文创制以后，还出现了韩文译本。
有关《老乞大》和《朴通事》的研究，在韩国学界先是从词汇和语音入手的。这两本会话书反映了当时的发音及词汇、语法的变化过程，特别是经后世多次修改和刊行，成为了解中世汉语和韩国语特征和变化过程的好资料。有关版本学的解题工作，也主要是由韩国语学的研究者进行的。
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两本书的史料价值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有关《老乞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方面，《朴通事》的研究还没有展开。尽管如此，这两本书无疑是研究14世纪末的国际语言环境，特别是高丽人的志向及其活动面貌的重要史料。
01
元帝国时期高丽的外国语环境
在《老乞大》和《朴通事》被编撰出来的14世纪中期，元和高丽的交往异常活跃，朝鲜王朝称之为“混一”时期。这时的元和高丽并不是对等关系，高丽被强制性地纳入元帝国的秩序当中，这就使高丽人接触元的通用语言和学习汉语的机会增多了。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帝国里，汉族和使用汉语的北方族占人口的多数。这些汉语使用者被统称为“汉儿人”。蒙古族为了有效地统治汉儿人，就必须使用汉语，这就是当时在大都流行受蒙古语影响的汉语口语的原因。这种语言的特征是在使用孤立语法结构的汉语的基础上，由具有粘着语法结构的蒙古语产生影响，所以无论是在语顺上，还是在词汇上，都与正统汉语和白话有差别。甚至在官方的公文书中，也使用这种口语体的文章。只是公文书具有书面语的性质，所以和完全的口语体是有区别的，这种文体被称为吏文。元的这种语言和文字环境，对处于元帝国秩序内的高丽产生了影响。
随着高丽和蒙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高丽使用外语的机会和使用的人数急剧增加。高丽支配层的很多人要么作为使臣，要么作为“秃鲁花”即人质前往蒙古。特别是秃鲁花（“宿卫”之意），需要长时间滞留在蒙古，因而需要熟练地掌握语言。在战争中，即有永宁公王綧等十名贵族子弟前往蒙古，后来王綧作为蒙古将军参加了对高丽的战争，他一辈子都生活在蒙古。在战争结束以后，秃鲁花由更高级身份的人来充当，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忽必烈建立元帝国和建都大都以后，由带方公王澂等组成的二十五人以秃鲁花的身份前往元朝。
王子和国王长期滞留元的事例，越往后代越多。忠烈王和齐国大长公主结婚以后，作为秃鲁花在元居住了四年。忠宣王在第一次即位以前及被强制退位以后，都作为秃鲁花住在元朝。在第二次即位以后，忠宣王仍留在元，后来把王位传给儿子以后仍定居在元。此外，忠肃王、忠慧王、忠穆王、恭愍王等，在王子时期也作为秃鲁花住在元。
如上所述，由于秃鲁花制度或者国王个人的喜好，多数支配层都选择住在元大都，由此产生了学习语言的需要。与此同时，在高丽国内也产生了学习元通用语言的环境。不少元朝人士进入高丽，使高丽人接触汉语的机会多了起来。
据《高丽史》记载，在和高丽国王结婚的公主的随行人员中，以及元朝派遣的断事官和征东行省官吏中，有蒋伯祥、王三锡、洪彬、粱载等汉族人士。
另外，元所制定的公文书的形式，也刺激高丽的官僚们将汉语作为必修的科目。由于高丽被纳入元帝国秩序内，所以两国之间的往复文书，也被要求遵循元朝规定的公文书的形式。于是，元官府和高丽之间的往复文书使用以北方汉语为基础的吏文。元在高丽设置的征东行省，在名义上是元的地方官厅，也使用这种吏文文书。如《高丽史》所载征东行省的劄付中，有元世祖的如下命令：“是真实呵，耽罗的元田地，去者，那田地，王百姓种者么？”这句话估计是将元世祖用蒙古语说的话，直译成了北方汉语。
如上，由于两国人士之间进行广泛的交流，加之高丽和元官府之间使用吏文文书，所以在高丽内部产生了学习汉语的需求。随之，汉语的使用冲破译官的范围，向高丽支配层全方位扩散。总之，由于在大都担任宿卫的人士回国担任高级官吏，以及元朝的人士进入高丽国内，元官府频繁发送用吏文写的公文书等，汉语逐渐成为支配层全体的必修科目。
02
元帝国时期高丽的汉语学习热
前述高丽的外国语环境是在高丽被纳入元帝国秩序的情况下发生的。与此同时，高丽国内还出现了自发学习汉语的热潮。这与高丽支配层承认元的帝国秩序，并在其中争取个人成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高丽起初长时间与元对抗，但是在元保障高丽独立的前提之下，被深深地卷入元帝国秩序内。这是元外在的力量和憧憬其文化的内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忽必烈建立元朝及成为皇帝以后，自诩为中国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和中国文化的保护者。他注重保护汉族的学问性理学，从而得到了汉族性理学者的支持。高丽著名的性理学家李穑（1328-1396）高度评价元世祖时期，指出：“宋社既屋，其说北流，鲁斎许先生，用其学，相世祖，中统至元之治，胥此焉出，呜呼盛哉。”
前往大都的高丽的支配层人士，得以与承认元为正统的汉族性理学家们交流。1273年李承休曾与元的学士们进行汉诗交流。忠宣王在万卷堂曾邀请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名儒会面，还把高丽的李齐贤招来和他们交流。另外，元在征东行省还设置了管理儒学的高丽国儒学提举司。
在这种氛围之中，高丽的知识人也开始接受元为强有力的实体及中国王朝和文化的正统继承者。总之，由于元强有力的力量和文化的影响，高丽的知识人不但接受元帝国秩序，还憧憬在大都的生活。比如在元朝得到官职的高丽人的墓志铭里，会把元的低官职写在高丽的高官职的前面。另外，高丽的知识人还把在元朝及第视为荣耀之事。从元朝进行科举考试的1315年起，到高丽末为止，有十多名高丽人在元及第。其中如李穀（1298-1351）、李穑（1328-1396）父子，是当时的知识阶层向往的人物。
李穀二十九岁时在大都的会试中落榜。1332年重新在征东行省的乡试中及第，之后在大都的会试中及第。1334年他作为元的诏使回国，1335年再入元，1337年作为征东行省的官员回国，1341年再入元居住了六年，去世时官至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
其子李穑二十岁时1347年入元，成为国子监生员，师从学官宇文谅（子贞）学习《周易》。1353年连续及第于高丽科举和征东行省的乡试。第二年应试于制科，会试及第。在最后的殿试中，他的成绩是第二名即榜眼。按照规定第一名应当是蒙古人，所以他才是真正的状元。虽然被保举为翰林院的官员，但是他看到元朝势力急剧衰退，故以奉养母亲的名义回国，成为高丽的官员。
如上，在承认元帝国秩序并希望在元及第的氛围当中，高丽支配层的汉语学习热自然水涨船高。即便不是马上用得上，但是考虑到将来的荣光，也会努力学习汉语。《老乞大》中也有反映这种学习热的场面，参见如下对话：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有？
俺汉儿人上学文书来的上头，些小汉儿言语省的有。
你谁根底学文书来？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如上引文，中国商人在问高丽商人汉语说得好的原因，高丽商人回答说是从汉儿人那里学来的。又问学习的场所，回答说在“汉儿学堂”。
下面一段对话，反映出所谓“汉儿学堂”不是为了组织会话编造的，而是实存的东西，如下：
到晚师傅行撤签背念书，背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若背不过时，教当直学生背起打三下。
怎生是撤签背念书，怎生是免帖。
每一个竹签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姓名，众学生的姓名都这般写着，一个签筒儿里盛着，教当直学生将签筒来摇撼动，内中撤一个，撤着谁的，便著那人背书，背念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那免帖上写着免决三下，师傅上头画着押字。
如上引文，在学习结束以后，抽签决定由哪个学生背书，如果背过了就给他写有“免决三下”的免帖。《老乞大》所描述的这种考试方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估计是写不出来的，所以说当时的确存在着靠抽签来考学生的汉儿学堂。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这个汉儿学堂是设在元的，而不是设在高丽的，即认为由汉人老师教汉人、高丽人学习儒家经典和进行读写训练的学校，不可能存在于高丽。换言之，在汉儿学堂学习的高丽学生，要么居住于辽东，要么来自高丽国内。
但是有关汉儿学堂的对话，紧跟在下面对话的后面，问道：“伴当恁从那里来？”回答：“俺从高丽王京来”，这里并没有表示所在地或者留学与否的内容。另外，当主人公到达大都以后，问其后到达的亲戚：“你从几时离了王京？”亲戚回答：“你那小女儿出班子（麻子）来，俺来时都完痊痂（结成了疤）。”这样的对话内容表明他们是住在高丽首都开京的。像这样跟着《老乞大》的对话自然地走下去，也可以认为汉儿学堂是设在高丽国内的。
即便如此，以为汉儿学堂的所在地在辽东或者是高丽人来留学的，这纯粹是朝鲜时代狭小的外语环境的反映。在朝鲜时代《老乞大》和《朴通事》一直都是译官的必修教材，和两班官僚没有丝毫关系。两班官僚们并不指望作为一门技艺来掌握外语会话。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也跟着以为高丽的外语需求只局限在译官阶层。
然而14世纪中期高丽的外语环境和朝鲜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在开放的国际环境里，外语特别是汉语的会话能力，是和支配层的志向和未来的成果密切相关的。高丽的支配层常常要考虑将来作为秃鲁花或者王子、国王的近侍在元生活，或者参加元的科举考试，及第后留在元当官、发达，为了这些目标他们更要发奋学习汉语。《老乞大》中也有反映这种志向的对话内容，如下：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教别人将咱们做甚么人看。
你这般学汉儿文书呵，是你自意里学来，你的爷娘教你学来？
是俺爷娘教我学来。
从上面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国际秩序的全新认识。一旦过了鸭绿江，如果不会说汉语那是很见不得人的，这表明汉语不单单是作为外国语，而是作为一种国际语言看待的氛围。另外，从父母送孩子入汉儿学堂也可以看出，将学习汉语和将来的荣达联系在了一起。
03
汉语会话教材
《老乞大》和《朴通事》的不同特点
1、《老乞大》和《朴通事》的关系
高丽后期的汉语学习热，从《朴通事》和《老乞大》的相关内容也可以看出来。《老乞大》的内容是由高丽商人在前往大都的路上，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和经验构成的。《朴通事》里也有不少内容是由高丽人充当对话角色的。这些内容表明这两本书纯粹是为了高丽人学习汉语而编撰的。另外，从题目和对话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两本书是由个人编撰的。即为高丽人编撰的会话书是由个人编撰的，可见当时汉语学习热之高。
从《老乞大》、《朴通事》这两个书名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由国家编撰的。“老乞大”的意思大概是“说汉语的中国人”，“朴通事”则是“姓朴的通译官”。如果按照国家的指示编撰，书名应该是正儿八经一看就懂的名称。然而从《朴通事》的对话内容和场景设定可以看出，纯粹属于个人撰述。如《朴通事谚解》中有：“这贼养汉生的小驴精”，“这没嘴脸小胡孙”等，难听的骂人的对话。还有不正当的场景设定和对话内容，如在判决被延迟的对话中，忠告对方：“你多与他些物，好好的设”，即出主意多送些贿赂。甚至还出现勾引有夫之妇的对话，如下：
有夫之妇：我夫主知道时了不得。
……
好色汉：那的有法度。
推出后去的一般出来时，怕甚么？
……
有夫之妇：两心相照亦不难。
从这些骂人的话和不正当的场景设定可以看出，《朴通事》并不是按照国家的指示编撰的。换言之，这些会话书最初因民间的需要而编撰，之后由于其效用得到认可，才会成为译官们的必修书。
根据教育的过程，这两本书分为低级会话和高级会话。在内容方面，《老乞大》主要是关于贸易的对话，《朴通事》是关于官员在元生活的内容，它们分别针对从事贸易的商人和在元生活的支配层。商人无需懂得高级的会话，只要学习帮助其旅行和做买卖的速成汉语即可。这大概需要半年时间，就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时间上的安排，也许反映了当时学习汉语的真实情况。《老乞大》的会话大部分由日常用语构成，这大概是注重实效的结果。与之相比，《朴通事》则是由散文、骈文、平话、俗谈、格言等形式的会话构成的，表明《朴通事》是为了熟悉元朝支配层的生活而编撰的高级会话书。
尽管如此，《老乞大》作为初级会话书，不仅局限于商人阶层。商人只要学习《老乞大》，就可以从事贸易活动，但是贵族阶层还要进一步学习高一级的《朴通事》来熟悉在元生活。有关《老乞大》不仅局限于商人层这一点，只要对比两本书的单词就可以知道。这两本书的单词重复率很少，比如《老乞大》的物品主要是同一领域的、一般性的物品，而《朴通事》则是珍贵的、高级的物品。
又比如拿亲族用语来说，《老乞大》里重复出现多种亲族用语，这种设定主要是由于高丽和中国的血缘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父系和母系使用各不相同的亲族用语，但是高丽和现在的英国、日本一样，只要是血缘的距离相等，就使用相同的亲族用语。比如在高丽没有分别和姆母、姑母相对应的单词。我们发现在初级会话书《老乞大》里，重复出现中国的亲族用语，这是为了训练学生。而《朴通事》则没有这样的亲族用语，这是因为通过《老乞大》熟悉中国的亲族用语以后，无需再安排相同的内容了。
在饮食名称中也是如此。在《老乞大》里出现的饮食名称都是容易做的和日常用的，比如在筵席中使用的细粉、鱼汤、鸡儿汤等，显然这比《朴通事》的饮食名称要低一等。这两本书的饮食名称也不重复。在《朴通事》里则出现“竹叶青酒”、“脑儿酒”等高级酒类和“金银豆腐汤”、“鲜笋灯笼汤”、“三鲜汤”等高级菜品。
从前述亲族用语和饮食名称不难看出，这两本书是有联系的。《老乞大》是初级的会话书，商人层在这一水平上可以结束学习了，而《朴通事》是怀揣梦想的支配层的子弟们在学习《老乞大》以后进一步提高的会话书。
2、《老乞大》和《朴通事》的内容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以高丽国内汉语学习热为背景而面向高丽人编撰的教材。这类会话书的出现本身就应被赋予一定的历史意义，反映了处于元帝国秩序内的高丽人的志向与愿望。而会话书的内容也是由高丽人必须了解的生活信息构成的。
《老乞大》是由高丽人对元贸易的必要信息构成的，实为一本贸易指南书。其内容包括高丽商人从中国商人那里听来的各种信息，旅行路线和旅行中的各种经验，以及物品买卖的要领等，这些都是高丽商人从事对元贸易必须了解的。因而《老乞大》有助于我们了解高丽后期对元贸易的状况。
《老乞大》的史料价值是鲜明的，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也很多，但是《朴通事》的史料价值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朴通事》的内容涉及在元生活，特别是元大都官员们的生活，所以被认为是了解元帝国首都的社会生活的绝好材料，但是相对而言对于研究高丽历史的史料价值并不高。即便如此，它是反映元大都的生活面貌，以及反映元帝国秩序内的高丽人的世界观、志向及其活动面貌的极好材料。
《朴通事》以元朝为舞台，共设定了106个对话场景。在大部分对话场景中，其中一个人是官员。在这些对话场景中，也有高丽人充当对话者或者有可能是高丽人的场景。如被派往高丽的降香使表示，自己不了解高丽的法度，所以到了“本国”拜托对方好好照顾自己。另外，一个店主人在收到顾客的钱以后说：“觅得高丽钱，大快三十年”。在买卖绸缎的场景设定中，顾客向主人说：“你怎么瞒的我高丽人？”还有高丽的高僧说法的场景，还有从高丽来的秀才在姓张的编修官家里留宿的场景等。但是由高丽人充当对话者或者与高丽有关的对话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在大部分场景里看不出对话者的国籍，因而容易把对话者看作是元朝人。
如果考虑到《朴通事》是为高丽人编撰的会话书，那么前述观点可能站不住脚。特别是考虑到会话书被编撰出来的14世纪中叶的国际秩序，以及当时高丽支配层的世界观和志向，那么可以认为对话者是高丽人。像李穀、李穑父子那样，高丽人既可以作为国王的官员活动，也可以作为元皇帝的官员活动。如果把在元的生活场景作为对话的素材，那么不一定非要区分对话者是高丽人还是元人。如果对话者是高丽人时，会说：“你到本国（高丽）好生照顾我”，“贵眷稍的十个白毛施布”，“今年那里庆尚全罗黄海忠清江原各道里，十分好田禾”等，会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是高丽人。不管对话者的国籍和身分如何，《朴通事》里所承载的内容，无疑是住在元的高丽人所必须了解的生活信息。由此看来，《朴通事》不仅是高级会话书，也是高丽人在元生活的指南书。
我们说《朴通事》是大都生活的指南书，这一点从书中的对话内容也可以看出。它会告诉你摆饭桌和吃饭的顺序，高级酒和菜品的名称，这些都是高丽人过去全然不知的，是为了消除他们面对生疏的宴会及饮食文化时，可能出现的尴尬、不知所措的局面而设定的。再比如准备上直的人，可能是高丽的“秃鲁花”。在拿到月俸以后，为了挑脚的费用与人讨价还价，说不定也是高丽出身的官员。在大都教你防备用铁勾儿偷盗的窃贼的要领，也许是先来的高丽人为引起后来者注意而撰述的。还有教你怎样写租房契约，这也是租住房屋的高丽人所必需了解的。估计像李穀这样为元皇帝效力的人，为了在大都租房居住，也需要按照《朴通事》的契约样式来写租房契约吧。另外，在诉讼案中劝告对方行贿的高丽人，恐怕也是为了在元生活得顺利吧。
通过《朴通事》我们可以还原在元大都居住的高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在摆有曾所未闻、眼花缭乱的高级料理的宴会中用汉语交谈，享受着在备有浴池和休息室的混堂里洗浴的乐趣，还观看高难度的杂技表演，还出高价让人绘画自己的肖像。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不单属于高丽人，而是属于所有居住在大都的人们。
结语
在14世纪中叶编撰的《老乞大》、《朴通事》是学习汉语的基础会话书和高级会话书。通过这两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国际秩序，还可以了解高丽人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志向，以及对元贸易的状况和大都的生活等。
在《朴通事》、《老乞大》出现的年代，高丽和元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分离的“混一”的关系。在元处于绝对优势的上下关系中，元帝国的语言和文字环境无疑对高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大都公用语言的北方汉语及其转变形式吏文，成为高丽支配层必修的科目。随着元以中国的正统王朝和继承者的身分保护性理学，高丽的知识层也接受了元的秩序，同时希望在元皇帝的朝廷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现实的需要以外，在高丽国内出现了自发学习汉语的热潮。
在元出身的国王的亲近人士及征东行省的官员们进入高丽的情况之下，高丽国内具备了学习汉语的条件。于是出现了会说汉语的汉儿人在高丽私设的学堂里，教授元出身官吏及高丽的子弟们学习汉语的情景。这些学堂的构成和教育方式，在高丽商人主导对话的《老乞大》里有很好的反映。
学生们通过《老乞大》学得进行贸易的简单会话以后，要么直接去从事贸易，要么继续学习更高一级的会话。高级会话是为长期居住在元朝或者准备居住的人编撰的，所以包含了在元生活必要的信息。这就使《朴通事》的对话以大都为背景，包含了极其丰富和生动的生活信息。
